无量河边有人骑自行车而来。车轮碾压过皑皑白雪，骑车人穿着墨绿色制服。囚犯和职工们，给自行车让出一条通道，抵达人群的圆心。白茅岭每个人都认识他——邮电所投递员，每隔三天，他会为囚犯和干警们捎来远方的家书。邮递员从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，是挂号信，上海寄来的公函。在场所有干警中，白头发的老狱警级别最高，他代表领导签收了这封信。

  老狱警的手还在抖，一不小心，信封掉到死去的逃犯脸上。从死者睁着的眼睛上，拾起这封突如其来的信，他决定打开看看。再过一个月，就要退休回上海去了，他也不怕犯什么错误，难道还能不准回去吗？当着几个年轻干警的面，拆开牛皮纸信封，果然盖着上级革委会的公章。

  公函里头说，党中央拨乱反正，妇产科医生被宣布平反，“恢复名誉，立即无罪释放”。有意无意的，老狱警大声念出每个字。方圆数十米内的所有人，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  头顶青灰色的天空，一朵下着雪的云。行将告老还乡的狱警，看着躺在雪地里的19077号犯人，啧啧地说：“哎，回上海的长途车上，又少了一个搭伴。”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。名叫建军的男婴，早被父母哭喊着抱回家去。那头母狼，眨眼之间，已被庖丁解牛，当场只剩一堆狼毛和碎骨头。人民群众有的是为亲人复仇，有的则是口水滴滴

  答答，有的是看中了这张上好的狼皮。干警重新收拢囚犯们，清点人数押回监舍。农场职工也打道回府，收拾昨晚被狼群肆虐的牲口棚，看看还能否抢回一只鸭子或半只羊。

  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，上午八点。雪停。太阳升起来了。

  积雪反射着阳光，刺入老狱警眼里，令他想起昨晚，无人可说的那句话。

  一个多月后，大年初三，老头独自离开白茅岭。回上海的长途车上，乘客稀稀落落，多是探监返程的犯人亲属。车窗推开一道缝隙，他吐出大前门燃烧的烟雾。满满一整车人，只有退休的老狱警拥有这种特权。烟头不停晃动，弄得身上全是烟灰。不是车子颠簸，而是他的手在抖。往昔从未有过的毛病。从元旦那天至今，每一时，每一秒，右手都在抖，估计到死都治不好了。

  七个月后，中元节的那天，退休后的老狱警死了。在上海。这个老烟枪啊，光棍一条，天天跟一群老太太打麻将。他熬了个通宵，倒在麻将台上不省人事，还叼着根牡丹烟。送到医院说是突发脑溢血。在火葬场，没有亲属来接收骨灰，便被老同事们送回了白茅岭。

  二○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，周六，我坐上从上海开往白茅岭的长途汽车。经过沪青平高速，大约四个小时，短短二百多公里，却途径苏浙皖三省。从吴江到湖州，穿越浙皖交界处低矮的分水岭，进入广德县城。转入颠簸的公路，两边是农舍与茶园。日暮时分，长途车开过一座大桥，停在几间破落的平房前。对面大门上有行字：上海市白茅岭学校。

  小镇东面是连绵群山。远远望见一道断崖，像头狮子趴着，传说中的狮子口。今年暧冬，山大半还是绿的。只在白茅岭正南，最高的那片山顶上，残留着几天前的积雪。校园里有座水塔，似是本地最高建筑。小镇上总共只有一条大路，路边有派出所、供应站、招待所，还有麻辣烫、兰州拉面、盗版碟店、美容美发、上海华联超市。街头所见无非几种人：武警官兵、公安干警、说上海话的老头儿们、说安徽话的当地人。警察都是上海来的，每几年轮换。冬天早早擦黑。街边响起惊天动地的音乐声——凤凰传奇的《最炫民族风》，大妈们跳着广场舞。

  夜宿白茅岭招待所。

  次日，上午，我沿监狱外墙走了一圈。天空有白色颗粒飘落。我伸出手，是雪子。走在山脚下的高处，荒芜泥泞的小道上.监狱中不断响起富有节奏的操练声。我能看到围墙里头，有组囚犯在做队列训练。岗楼上的武警带着枪，警戒地看着不速之客。

  转角岗亭下，狼犬向我狂吠。有个迷你的亭子山水库，正对狮子口，不知如何上去。两条农家的黑狗蹿出来，不让我靠近半步。

  这座山，曾有过许多狼。而今，别说是白茅岭，就是整个皖南山区，恐怕连一头狼都不见了。这一物种，早已在上海方圆五百里范围内绝迹。

  一头狼死了，一头狼又来了，而狼脚下的大地，会比这个物种更漫长地存在。

  一九八八年，白茅岭最后一头狼，在偷袭监狱的冬夜，被四条德国黑背狼狗杀死。那是一头成年而健壮的公狼，体形硕大，左耳朵上有块雪花状的白斑。至今，农场陈列馆里还能看到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狼皮，人们管它叫“白耳”。

  我买了中午的长途车票回上海。发车前，我在仅有一间门面的“车站”隔壁吃了碗面。店主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，看起来比我大几岁，宽阔精壮的骨骼，几乎要爆开冬天的厚外套。当他端来一碗牛肉面，与我目光交接的瞬间，感觉很像某种凶猛的动物。小店里兼卖香烟和酒，有个老头进来，用老派的上海话对店主说：“基军，帮吾闹包牡丹。

  他叫建军。

  离开白茅岭的长途车上，我遥望正前方山头的积雪，车窗外阴郁的天空，稀稀落落的雪粒子，穿过并不如想象中辽阔的无量河。

  明天早上，太阳照常升起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。

  我想。

  第21夜 黄浦江上的白雪公主一夜

  告诉你一个秘密——黄浦江底下埋着一个藏宝箱，换算到今天可以值一个王思聪。

  二十年前，我的初中同学肖皑，他的身高与鲁迅先生相同，在学校图书馆的屋檐下，放学后黄昏的星光里，街边音像店里飘散着张学友的《吻别》，他一本正经又神秘兮兮地跟我说——

  “喂，蔡骏，你知道吗？一百多年前，有个英国船长，其实是个海盗。他的帆船环游过世界，最后停靠在上海。在他被逮捕并公开绞死之前，他把一个沉重的铁皮箱子，悄悄扔进了黄浦江。那个箱子里头，装满了海盗的不义之财，有墨西哥黄金、南非钻石、西班牙银器……”

  肖皑说这是他爷爷临死前泄露的秘密。他爷爷年轻时是潜水员，日本鬼子曾命令他下水打捞藏宝箱。总共十几个潜水员在黄浦江里搜索。那天撞邪了，他们要么被水草困住，要么双脚抽筋，或是遇到凶恶的大鱼，最离奇的是被淹死鬼逮住了。他爷爷是唯一的幸存者，几乎潜到黑暗的江底，在一堆沉船的废铜烂铁间，似乎有个发光的箱子。箱盖打开道缝隙，露出一截长长的头发——女人乌黑光泽的发丝，海藻般野蛮生长着。要不是迅速上浮，双腿就要被缠住，侥幸捡回一条命。但他爷爷到死都没说清楚藏宝箱在哪个位置。

  那个傍晚，我完全被他唬住了，相信真有这笔财宝存在，只要天天下黄浦江潜水，运气好就能捞起来——就像我们最爱的一部苏联电影《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》里那样大发横财。随便想想，都馋得吐口水哒哒滴啊。如果我有了这笔财宝，就会买个walkman听音乐，外加一个正版变形金刚。肖皑的要求更奢侈些，想买台刚上市的日本

  进口世嘉土星的游戏机。那时候，我们就只有这点出息了，买房啊，豪车啊，移民啊，把妹啥的，那都是《终结者1》里的未来时代呢。

  初中毕业，我就把这个传说忘了，去他妈的黄浦江底的藏宝箱，反正轮也轮不到我。

  但，肖皑一辈子都没忘记过这个秘密。

  他告诉我，二十年来，几乎每个星期，他都会到黄浦江边转一圈。或者，他乘坐渡轮好几个来回，从十六铺到陆家嘴，从董家渡到南码头。他研究过黄浦江两岸码头的历史，去档案馆查找租界时期的英文资料，又去海事部门托人调查。所有进出港的船只都有记录，如果查到那个被绞死的英国船长停泊在哪个位置，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找了。

  光有这些还不够，硬功夫是要下黄浦江把藏宝箱捞上来。肖皑去泰国学过专业潜水，每年要飞去两次，已达到special courses这个层次，再升一级就可以当教练带学生了。

  今年七夕，他带潜水装置下水——但刚下到江水里头，末班渡轮就从对岸开过来，他差点被螺旋桨大卸八块。整套昂贵的潜水装备完蛋了，他落汤鸡似的爬上来，失魂落魄地走过外滩，看着无数成双成对的男女。有个卖玫瑰的小女孩缠着他，肖皑扯下她头发上的垃圾和菜叶，买了一枝十块钱的玫瑰。

  他把玫瑰抛进了黄浦江。

  深秋，肖皑约我在黄浦江边吃饭。夜色朦胧，对面是陆家嘴的无数栋高楼，金茂大厦和环球金融中心，在六百三十多米的上海中心面前，都成了侏儒。

  我们二十年不曾见过，自然有了许多变化。但唯独不变的是，天哪，他还是那么矮！

  中学时按身高排座位，肖皑永远坐在第一排，早上做广播体操也是第一个，体育课队列训练也在最前面。除了个别几个女生，他是班里最矮的那个，经常被误当作小学生。现在，根据我的目测，肖皑不超过一米六，当然他没有穿内增高鞋。

  他在一家旅行社工作，开拓海外新的旅游线路，总有便利去泰国玩潜水。他说在书店里看到我的许多书，想起黄浦江底的财宝。

  肖皑说：“我有种预感，就是今年，我会找到藏宝箱。

  他不在意我的目光，仍然畅谈那个秘密计划，怎样从黄浦江的淤泥中获得价值连城的财宝，如何把财宝兑换成现金，有地下黑市是专门干这个的。他估计可以到手十几个亿，至少买几套房子吧.市中心买套高层公寓，郊区再弄个独栋别墅，还要买辆迈巴赫的轿车，雇一个司机和两个保镖。他制定了周游世界的路线，不是驴友的穷游，而是一掷千金的豪华游，让迪拜的土豪也甘拜下风。最后，就是女人了，但他对av女优或国内明星都没兴趣。

  突然，我打断了他的黄粱美梦，除非把黄浦江抽干，否则是找不到这个藏宝箱的。

  假如有一天，黄浦江干涸了。从浦西外滩到浦东陆家嘴，不再是波涛汹涌的水面，而是一摊宽阔的壕沟——底部铺满烂泥和垃圾，百多年来的沉船、殖民者们生锈的武器、某个法国小姐从巴黎带来的梳妆台、“二战”逃难犹太人的钢琴、日本鬼子的军刀、“大跃进”后废弃的钢铁、一九六六年抄家时扔下的金条、码头拆除时的建筑废墟、

  二十多年前某个孩子丢失的红白机……还有不计其数的骸骨、几百台iphone、上千台诺基亚（洗干净还能用）、不计其数的高跟鞋。爬下外滩防汛堤，走上江底泥浆，充满沼气的臭味。曾经江水浩荡，在头顶浊浪翻滚，浪奔浪流而今不复，只剩鱼儿与尸体齐飞，重金属污染淤泥共天空雾霾一色。忽然脚底轰鸣震颤，那是越江隧道和地铁二号线。

  肖皑两只眼睛怔怔的，他是被我的想象感动了吗？但，他的目光焦点并不在我，而是我的背后。于是，我转头往后看，却见到了她。

  她。

  好像什么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  那是个女孩子，看起来十六七岁，脑后扎着马尾，被风吹得有些调皮。她站在餐厅的窗外，斜倚着栏杆，看黄浦江对岸的灯火。